正如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外皆蛮夷之地的极端顽固的观念被一次次与西方蛮夷的战争所否定和教训，强烈的震惊与愤怒很容易像火山一样骤然爆发。在1894年7月开始到次年2月结束的中日战争，曾经作为纳贡藩属国的日本在海上击沉了中国军舰，尽管这次战争似乎只有北洋舰队参与，在广东和福建的舰队因为保存实力没有参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连与旅顺的炮台因日军的占领而失去作用[1]。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场中日甲午战争导致的《马关条约》（1895年）视为洋务运动或者自强新政失败的标志，实际上，之前中国因对越南（安南）的藩属控制权而与法国进行的战争（1884-1885）与谈判中的失利，1885年缅甸在英国的怂恿下摆脱与中国的藩属地位而独立，已经充分呈现出由历史形成的制度性衰弱没有因为洋务运动而得到制止。的确，那些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在与列强博弈和战争中没有收获胜利，在不少旁观者看来，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就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2]在甲午战争几个月前对丁韪良就说过的：“恐怕我们是在修补一把已经开裂的水壶。”[3] 李鸿章于次年2月赴日媾和，4月签署了朝鲜国独立、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以及其他开放重庆、苏州、杭州等中国城市作为商埠，并且，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设厂的《马关条约》。普遍的震惊加上一次次失败叠加在心里的悲痛与耻辱感[4]，最终导致了603名书生给皇帝光绪呼吁政府“拒和”“迁都”“再战”和“变法”的《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5]。
领衔签字的康有为（1858年—1927年）这年35岁，这位自信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激情可以改变历史的年轻人从一个没有任何显赫地位的书生以最快的效率通过八次上书（第一次上书是30岁）接近了其实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并取得了后者的充分信任。尽管康有为通过自己的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讲学（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赢得影响力和不少追随者（最著名的有参与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但是，他在政治操作意识方面存在着让人震惊的无知：他知道年轻的皇帝后面的慈禧太后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可是他的言行表明对此缺乏操作层面上的足够重视；他制定了改革变法的具体措施，可是却完全不具备如何推动实施的策略与经验；他安排了自己的学生和同僚进入了政府重要机关，可是对庞大且具有历史积淀的政府机构的运行却知之甚少；他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对变革的普遍热情和已经发生的变化（例如自强新政），可是，却严重地忽视了人们观念改变需要循序渐进和因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决定的固化，总之，这个年轻时候就自认为天降大任于己的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中国已处于深重的空前危机，却因自己不符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而最终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成功。
康有为少年时期的老师是崇信宋明理学的康赞修、朱次琦，这种背景导致他对汉学家们的烦琐考据缺乏兴趣，而希望自己能够具有独立而新颖的见解。之后，他对“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的理学也放弃了，这表明了康有为的内在思想基因——希望改变。据说康有为在饱读古代经典著作之后，一天在静坐时突然醒悟：必须关注经世致用之学。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书并不让他满足，他开始阅读西方著作。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回归路经上海，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弥漫，他通过阅读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认识。内心有了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在学术上具备策略，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都是基于尊孔，这样容易让人理解他的思想并获得思想来源的合法性。不过，《新学伪经考》把人们历来认为不可置疑的经典宣布为伪造；《孔子改制考》把稳重而保守的孔子说成是改革的行动主义者，将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纳入孔子的意思，这让人们大吃一惊，了解他的人知道，这是他在为变法做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数次上书最后赢得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6日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光绪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康有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的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改书院、废淫祠、保护工商业、重练海陆军、废科举、办新学，如此等等。100多天里，数十条涉及改革的法令虽然向全国陆续颁布，但是，各级官员并没有去实施和执行，他们知道，光绪作为皇帝空有其名。慈禧太后一开始表示同意变法，她以为不过是制定一些措施尽量避免之前出现的屈辱与失败，儒家道统和自己控制的权力体系不应该有任何改变。可是，她发现颁布的各个法令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将受到剥夺——那正是康有为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样，维新变法很快就转变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光绪和康有为没有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相反，后者将秘密告诉了慈禧心腹军机大臣荣禄，一场逮捕与追杀的军事行动结束了变法：光绪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逃离去了日本，维新事业安排在军机处的四个改革成员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加上监察御史杨深秀、康的弟弟康广仁被处决——他们六人被称为“六君子”，清廷内外再次笼罩着恐怖与肃杀的空气。
朝廷在政变后更加趋于小心谨慎，并且以不动脑筋的政策处理各种对外与对内的问题与威胁：倾向于改革的汉人官员在政府中的位置被唯太后是从的满人所占据，对列强的种种要求也不给予冷静思考而仅仅是以缺乏策略的声音回绝[6]，社会因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表现出趋于溃烂：外国商品的涌入并在不平等的关税的作用下，导致本土同类产品受到严重冲击[7]；新的交通工具铁路不仅导致失业与流动人口的增加，加剧了大街小巷里的不安宁因素，且使得原来运河交通保持的两岸经济繁荣不再出现；当然，官方口吻的刺激，以及事实上与外国商人合作的买办以及因生计原因进入教会的下层人并不属于虔诚教徒的言行方式，都激发着人们对外国人以及西方传教士的普遍不满，这样的局面为那些本来就存在着的不安分的盲目力量提供了机会。随着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和赔款，对西方人的仇恨与日俱增，这种情绪到19世纪最后两年达到高峰。因此，随贸易公司的商船甚至军舰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被视为入侵者的帮凶，而那些逐渐了解世界的人希望人们分清是非的努力也很难奏效。仇恨在弥漫，盲目的愚昧力量很容易被人利用，并渐渐形成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力量。总之，经济包括漕运的衰败加上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构成了华北的山东和河北一带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义和团最初是18世纪末开始在山东、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也许是白莲教里八卦教的一个分支；与太平天国不同，义和团最初叫义和拳，不过是四处练习拳术的团伙的混合称呼，例如梅花拳、神拳或大刀会，毫无明确纲领，有些地方还通过设立神坛、画符请神这类巫术秘密聚众，可是，一部分人又希望与之有所区别，逐渐人们用“义和拳”来统筹乱糟糟的表述，入团练习“刀枪不入”是大量参与者兴趣的焦点。义和拳一开始反对满族统治，故有“反清复明”口号，遭清廷镇压。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建议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8]。 1899年，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义和团成为清政府抚的对象，首领们利用普遍对洋人不满的情绪，将口号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现在，清廷不仅不再禁止这个扰乱社会的组织，相反，决定给予暗中的支持。1900年1月12日，清廷颁布召令：民间凡是因为自卫和保护村庄而练兵发展武装的人，不应该视为土匪，这赋予了那些即将闹事的人合法性。清廷是如此地相信义和团振振有词“刀枪不入”的巫术，以致大量的政府军队也参与到了这种巫术般的练武之中，他们指望以此能够战胜列强的枪炮。很快，义和团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破坏活动，例如毁坏铁路和拆除公共电线，他们对现代文明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反感。3月，义和团似乎还与清军还有过激烈冲突，后者招架不住，引领义和团首领进入四处贴有迎合义和团和仇视洋人的标语的天津。6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他们持刀游市，焚烧教堂及关联邻居，他们之所以对传教士如此憎恨，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洋鬼子”改变了中国人的灵魂，从精神上奴役他们，以方便西方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压迫他们，所以，教堂和与教堂有关联的医院和学校是义和团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他们甚至扒开传教士的墓地（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地），仅仅从6月13日到15日，有13座教堂、7所学校、7家医院和33栋与外国人有关的房屋化为灰烬。在清廷怂恿下，“刀枪不入”者的行为全面失控。之前，当外国使节发现朝廷现在的政府核心位置都是由仇视外国人的官员占据时，他们就对清政府承诺的保护不再抱有希望，5月底，各国军舰共计近四十艘已经集结在大沽口；6月10日，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Seymour）统领的英、俄、法、意、日、德、奥八国联军向北京挺进；17日，大沽炮台沦陷。6月中旬，朝廷有一次会议，讨论该如何是好？慈禧打断了谨慎的意见（太常寺卿袁昶告诉与会者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并不真实），带着义正词严的腔调要求继续招募拳民加强清军队伍，她干脆通知各国使节：不准动武，否则回到自己的国土去。2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对列强宣战。在混乱与危机中，两个因素促使了义和团事件的迅速结束：一方面，东南部的地方官员例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袁世凯没有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们更封锁了关于组织拳民推进战争的信息，阻止了事件的进一步蔓延；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军舰、武器以及军队的力量势不可挡，最终，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公使馆获得解救，之前强硬的官员裕禄和李秉衡自杀，太后强拉着光绪皇帝逃离北京，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到了西安。这场波及华北大部、内蒙和满洲的义和团事件到此结束，期间，有231个外国人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遭受杀戮，考虑到四十二年前签署的《天津条约》就规定了传习基督教教规的人们无论他们是外国还是中国教徒都不应因其信仰而遭受非难及迫害[9]，义和团的野蛮杀戮所激起的愤怒和血腥报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所以，联军进京之后的抢劫、焚烧、屠杀所导致的破坏同样触目惊心，俄国记者有这样的记录：
帝王的伟大京都一半已被破坏和焚毁，已被蹂躏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简直像一切都死绝了一样。使馆街两旁残存着一垛垛废墟，一堆堆石头，灰烬、垃圾和脏物遍地皆是。中国人的尸体，一个挨一个地杂陈在马路上，到处乱丢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法国兵焚烧了北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烧焦的尸体暴露在废墟、瓦砾和灰烬堆里。被枪杀和刺死的中国人，一堆一堆地陈尸在大街上。被击毙的不只是中国兵，还有被中国教民告发的全部肇事者。[10]
现在，西太后又一次想到了李鸿章，李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他被解职，危急关头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与外国人进行谈判。经过了一年多与列强的谈判以及列强之间的关联交易，1901年9月17日，李代表清廷签署了由12个条款和19项附属条款构成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了处死一批清廷官员包括地方官员，赔偿联军需要39年还清的巨额款项[11]，向德国和日本道歉，禁止中国进口武器，允许建立永久性的公使馆卫队，如此等等影响中国主权的条款。联军于当天撤出北京。
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李鸿章签署了这份条约，承担了签署《辛丑条约》的直接责任，基于条款的“丧权辱国”，加上之前《马关条约》的签署，李鸿章背下了“卖国贼”的骂名，直至今天余音不断。不过，早在李鸿章去世两个月后，梁启超就很冷静地提醒：
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他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他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后人将中国的失败常常归结为像李鸿章这样的清朝大臣的“卖国”。但是，冷静的历史学家讨论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曾经是朝贡国的日本打败了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与中国的遭遇相似，19世纪的日本同样面临一个如何应对西方扩张着的问题。大致也是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夕，即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的战舰抵达日本意味着西方的威胁正式来临，对此，日本给予了明确与迅速的反应——也许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成为日本人汲取经验的镜子。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明治维新”被历史学家们普遍视为日本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因为之后的日本人以积极和果断的方式加速向西方学习——引进科技、发展工业、建立新的军队，日本人甚至在保留自己的传统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学习西方的文化与艺术乃至在人文历史学科领域的知识汲取[12]，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日本完全没有像中国那样表现出犹豫与折扣——例如“中学为体”这样的边界。更为重要的是，1889年，明治政府通过了宪法，日本国民的整体自我认同对国力与精神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这一切，实际推动着日本的发展，日本通过1871年9月的一份条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与中国平起平坐。在清廷里的士大夫还在为是否因学习西方有可能失去老祖宗的传统焦虑不堪的时候，日本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例如于1879年将清政府认为理所应当的藩属琉球岛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改名为“冲绳县”。这个迅猛的势态一直发展到对藩属国朝鲜的处理，日本越发敢于与中国就朝鲜内部问题而发生尖锐的冲突与争执，直至1894年最终与中国爆发直接的对抗。事实是，无论是在平壤的陆上战争，还是之后海上的较量，中国军队都表现出无力与溃败，在双方之间残酷而血腥的战争之后，中国终于极不情愿地签署了《马关条约》。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虽然有对中国各种利益的觊觎，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没有最后的判定，何况他们还忙于非洲的瓜分。然而《马关条约》的签署，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与无能，“瓜分”中国的行动开始肆无忌惮地展开。例如俄、德、法就借为了真正落实朝鲜独立的理由[13]，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以便借中国对日本的憎恨实现各自的利益。为了抵御日本对中国和朝鲜之后可能的进攻，李鸿章希望能够获得俄国的帮助，故于1896年6月3日与俄国签署密约，把中东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修筑特权给了俄国，俄国通过保证共同对日的承诺控制了中国整个东北。跟着，德国因为山东曹州教案（1897年），派军队占领青岛，又强行租借胶州湾和青岛，包括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矿的权利。之后，俄国又借维护华北势力均衡，占领旅顺和大连。紧接着就是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法国租借广州湾以及广东、广西和云南的权利。似乎有幸的是，列强对中国的放肆“瓜分”被美国1900年7月3日发表的“门户开放”第二份宣言有所减缓——因为美国提醒了各国要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这样一个列强瓜分中国、清廷已经腐败不堪的时期，李鸿章的作为效力可以想象。梁启超让那些缺乏历史理解力的人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零零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吗？”
一段于1895年用英文记录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对话能够让人感慨身处那个时代能干人的无奈：
李鸿章：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能够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作，不使我们亚洲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博文：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14]
钱穆讨论清朝的政治制度时这样说：
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
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以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者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15]
正是这样的政权——由特权即利益集团阶层构成的政权，使得汉族官员不过是满族人可以随时更换的工具，任何改变与变法如果能够实施，也是基于维护与巩固满族统治，维护部族利益这样的前提，满汉之间的矛盾顺着国运的衰落而加剧，这意味着这时的中国缺乏像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取得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具有共同意志的民族主义。当然，统治者思想顽固保守、政治本身落后衰败、经济衰落一蹶不振、官僚队伍层层腐败，这些都注定了晚清将走向灭亡。
按照20世纪早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在1936年的看法，“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16] 然而，由于制度导致的思想的封闭性，清廷不仅完全没有理性判断国家面临的诸种问题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儒家经典的精髓已经在成千上万的注疏和诠释中丧失殆尽。
上天给任何民族都会提供这样的人，他们从日常生活中能够注意到问题，在不同的事件中感知到危机，在种种冲突里发现民族或国家的危亡，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号召与改变，并凭借自己的知识、理想与智慧去改变历史。当然，后来的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自己的论据，以说明其结论的睿智。实际上，历史对历史人物不过多地涉及他们的道德品行与私心或者人格上的瑕疵多少，甚至与个人的贪念程度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例如1896年缔结中俄密约之后，李鸿章被认为收受600万卢布的私人赠款。其实，只有问题以及与问题相关的人、事件和产生的结果，构成了模糊或者清晰的历史故事。从鸦片战争期间的林则徐、琦善、战死的将军将领们以及太多的参与者，到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包括满人中的激进官员，人们不是在酒后茶余就是在严肃的讨论会上数落着他们的事迹与人格品行，包括他们的狭隘与局限或者没有起到根本作用的美德，可是无论什么说法，评论者都应该意识到：今天的一切，是这些历史人物的言行构成的。
新的蛹出自之前的茧，如果它遭遇的是另一个环境，变异仍然是绝对的。例如徐涛[17]的儿子徐建寅尽管开始也与他的父亲一样在安庆內军械所工作过，对硝酸研制非常着迷，可是，当他去欧洲购买舰船——他是被日本人击沉的“镇远”与“定远”战舰的定制者——和访问议院、观察时政后，便有了不限于技术与军事的政治变革的主张。李鸿章的助手薛福成（1838-1894）当然可以被视为洋务运动中的一员，可是，在1890年访问欧洲之后，他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为儒家道统服务的观念就开始向“今之英、意诸国君民共主之政”的方向转变，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他服务的主人“雪大耻、尊国体”的思想。变化是肯定的，只是看上去速度太慢，以致应付不了野蛮的入侵。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游戏定数：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与传统的人在观看宋、元、明、清的山水画时，也许很难看出差异与所以然，不过是黑白的轻重和在画面所占空间的多少，偶尔有些淡淡的色彩，上千年来不同朝代的山水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观看的方法与结论也许是文明的差异和角度不同的结果，但另一种视觉可能会这样得出结论，中国人自己熟悉的变化与差异乃至复杂而精致的趣味，终究没有跑出传统文明（也许可以表述为“中华秩序”）的巢穴。
1901年5月4日，在北京租界法国的“辖区”，法国将军为联军司令部组织了一个节日庆典，邀请了联军以及清政府官员的参加。作为一名作家，参与执行八国联军任务的法国军官绿蒂（Pierre Loti,1850-1923）在他的《北京的陷落》里记录了这天晚上的活动，其中有一段情景描述具有一种旧世纪结束，新世纪已经匆匆到来所具有的难以言说的复杂意蕴：
晚8点，五月漫长的黄昏已经走到尽头，夜色快要降临，团城广场上到处都点亮了奇怪的灯笼，其质地有玻璃的，也有透明纸的，挂在古松枝条上，缀着珍珠链子，形状有的像莲花，有的像鸟。我曾熟悉的那个死气沉沉、悲伤忧郁的地方，今晚变得生机勃勃、灯火辉煌。在美妙、明亮的背景下，已经有来来往往、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其中有欧洲各国的军官，也有身着华丽满族长袍、头戴孔雀翎毛官帽的中国人。顶棚底下，已经摆好了一张可容纳70人的大桌，用来招待风格迥异的四方来客。
这些客人带着随从，或骑马，或乘车，或乘坐人力三轮，或乘八抬大轿，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一旦有重要人物出现在下面的镀金彩色拱门，我们的军乐团立刻就为他们奏响本国国歌。俄罗斯国歌奏完，立刻奏德国国歌，然后是日本的《君之代》。突然，中国乐曲响起，随从郑重其事地递上一张红色名片，原来是李鸿章到了。随后，又有同样的名片递上，北京城的司法长官、太后的特使相继到来。来参加这个节日的中国贵族们，统统坐着华丽的轿子，带着骑兵护卫，目光严肃，一脸庄重地走进门，身后跟着众多身着绫罗绸缎的侍从。这些人参加我们的晚会，简直是破坏气氛！然而，马尔尚上校在征得将军的同意后，把邀请这些人变为一种荣誉。西方军人制服中混杂了不少清朝官服和珊瑚珠扣的尖顶官帽。在这个曾经遭受践踏的皇城中，在这个外族人的盛会上，他们的出现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酒宴由于这些客人的到来变得稀奇古怪，可谓闻所未闻。他们的脚下，铺着似乎是金丝绒的厚厚的皇家地毯；硕大的景泰蓝花瓶中插着一束束鲜花。这些宫廷储备品，今天晚上全都被搬了出来。瓦德西将军[18]和法国将军夫人坐在主宾席，其次是两位红衣主教，然后是联军七国的军官，接下来是几位打扮亮丽的女士，最下方坐着中国的贵族。他们穿着镶有金边的华丽服饰，孔雀翎的官帽半遮着脸，显得神秘莫测。
这场离奇怪诞、气氛尴尬甚至是亵渎神灵的晚宴即将结束时，珍贵花瓶中的玫瑰已沮丧地垂下了头。马尔尚上校举起香槟，作为祝酒词的结束语，对中国贵族说到：“各位的光临足以证明，我们并不是来向中国发动战争的，而仅仅是为了赶走邪教。”
这时，曾经是太平天国疯狂信徒的太后特使站起来，用典型的远东顺从方式，端起酒杯，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说道：“我谨代表皇帝陛下感谢各位欧洲将军，感谢各位在我们经历的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来助朝廷一臂之力。”
惊讶引起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大家举杯共饮。
⋯⋯
绿蒂最后写道：
这个晚会似乎不可挽回地加速了北京城的崩溃，一个世界的崩溃。不管将发生什么事，即便是那座惊人的亚洲宫殿[19]还会重现——而这是不可能的——北京也永远地崩溃了，它的珍贵遗迹已被破坏，它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
⋯⋯[20]
绿蒂最后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一百多年前马尔嘎尼的一段话的重复表述：
她（中华帝国这艘战舰——引者）也许会像残骸一样漂流一段时间然后触岸，撞个粉碎；但她永远不能在旧基础上重建了。
注释：
[1] 清政府于1875年开始兴办海军，1885年10月12日设海军衙门。北洋舰队共有兵船22艘，在海军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事实上受到慈禧圆明园工程的挪用巨额款项影响。
[2] 赫德爱尔兰人。1863年被授予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08年。洋务运动之前，清朝海关弊端不穷，赫德上任之后完善税务章程，雇佣欧美职员，严加管理。在赫德任职期间，税收逐年增加，达年二千万两。为对英法赔款、城市地方借款（上海、广州、福建）以及左宗棠的西征，都代为有过支付、偿还以及担保，在洋务运动时期起到重要作用。
[3] 参见《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278页。
[4] 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33页。）
[5] “公车上书”：《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是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以后也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汉制规定，普通人向当权者上书言事，经常被重用。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败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使在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603人连署于5月2日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6] 1899年2月，针对意大利要求割让浙江三门湾，太后命令毫不犹豫必须击退意大利人登陆，这一仗取得了胜利，这使得慈禧认为这样的方法似乎足以改变被动的局面，以致在次月21日，他干脆训令各省当局不必与外国列强媾和。
[7] 一个有关天津、烟台和胶州的数据统计显示：1894年输入的洋纱为18万多担，到1898年已增至50万担，4年里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四，这样的情况对原来华北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必产生严重的影响。（见彭泽溢：《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8页。）
[8] 义和团是松散的组织，参加义和团的成员成分复杂：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包括妓女在内的下层民众，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社会上的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接近为乌合之众。
[9] 在丁韪良看来，当时（1858年）清政府同意宗教受到保护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认识到宗教自由的正当性，而是出于对正在围剿中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军的恐惧，清廷担心如果不同意列强关于宗教保护的要求，也许会转过头来去帮助太平天国：
中方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宗教宽容条款，令人吃惊。因为他们对付那些疯狂的半基督徒造反者的经历并不利于减轻他们的疑惧。然而其原因并不难找。他们害怕一旦拒绝我们的要求，外国列强就会转而支持在华中省份尚有雄厚兵力的造反者。他们接受该条款的方式也和当时在日本宪法里主动增加彻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出于恐惧才这么做的，而非逐步接受了启蒙。（《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121页）
[10] 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38页。
[11] 条约规定的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3.3亿美元的赔款，在加上39年每年4%的利息，总数为982,238,150两。由于支付方式必须是外币而不是白银，这导致了每年兑换外币的额外费用。不过，在之后的执行中，美国于1908年退还给中国10,785,286万美元，；1924年，美国放弃了赔款的其余部分。退款被用于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教育。其他国家也有相继赦免：英国，1922年；俄国，1924年；法国，1925年；意大利，1925年和1933年；比利时，1928年；荷兰，1933年。
[12] 我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里讨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20世纪初的状况时做了这样的介绍：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率先开始了通过西方史学思想的引进后而进行史学研究领域的革命。这样，在看待历史与文明的转变时，新的史学态度本身就构成了对文化与艺术问题的重新认识。日本人对《法国革命史》（米涅）、《欧洲文明史》（基佐）以及《英国文明史》（博克尔）这类历史著作翻译了又翻译，当日本政府委派官员到欧洲考察带回了泽尔福的《历史科学》这样的著作时，日本史学界已经展开了全面的史学革命。自然，这个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已经熟悉了法国的文明史学、德国的实证主义和法国孔德的社会学。所以，出现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绘画史》（1913年）这样的史学分支著作丝毫不让人奇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谁像日本学者那样能够利用西方的思想与观念对中国过去的绘画作冷静而系统的解释，这多少与文学领域对“国故”的重新整理形成了对比。（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13] 明清之际，朝鲜是中国的重要朝贡国。1876年2月24日，日朝签署《江华条约》，日本承认了朝鲜为独立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利，中国对此没有抗议，结果，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失去了唯一性，而日本开始对朝鲜有了持续而逐渐明显的影响。1885年4月18日，中日签署天津会议文件，条款的内容实际上使朝鲜有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保护权，中国失去唯一宗主国地位。直至《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中国彻底失去对朝鲜的主控权。
[14] 转引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15]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44、146页。
[1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17] 徐涛（1818-1884）江苏无锡人。他是一个对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有研究的博学者，曾自制指南针、象限仪。在安庆内军械所他参与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的制造。
[18] 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国政治家与军事家，八国联军统帅。
[19] 被毁坏的圆明园。
[20] 绿蒂：《北京的陷落》（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80页。
【说明：“绪言：20世纪之前的中国 I-VIII"的全部内容已出版，书名为《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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